旗袍作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员，其发源有人认为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深衣自春秋战国至汉代曾为时人所重，后世的袍服或与深衣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事实上，深衣与袍服颇有差异，前者上下分裁，效果相当于把上衣下裳连成一体；袍服则不分上下，基本失去了上衣下裳的意义，后来袍服逐渐被接纳为一种稳定的服饰式样，与上衣下裳的服制并行不悖。袍服自汉代被用于朝服，起始多为交领、直据，衣身宽博、衣长至附、袖较肥阔，在袖口处收缩紧小，臂肘处形成圆弧状，称为“袂”，或称“牛胡”，古有“张袂成荫”之说。

    袍服式样历代有变制，汉代深衣制袍，唐代圆领裥袍，明代直身，都是典型的宽身长袍，穿着者多为知识分子及统治阶层，久而久之蔚成风尚。袍服因而代表的是一种不事生产的上层人士及文化人的清闲生活。服饰上的宽衫大袍。褒衣博带，逐渐成为中原地区衣饰文明的一种象征。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历史上，汉族人民也曾多次采纳这种窄身合体的袍服样式，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风行一时，胡服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与胡妆、胡骑、胡乐同为时人趋奉，可算异域文化一次大面积的流行范例，属于长安街头当年的“舶来品”。在辽、金、元及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着服饰的主角，虽然又都经历或表现出变得宽博的过程或趋势。清代由于历时最长且较稳定，故袍服可视为典型服饰。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固，开始强制实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雉发易服浪潮，律令之严性命攸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至此传统的冠戴衣裳几乎全被禁止穿戴，相传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饰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时的着装中。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各类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用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习惯上己不归为“旗袍”的范畴。清朝统治者强调满语骑射，力图保持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和穿着方式，一方面要用满族的服饰来同化汉人，同时又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装束，从顶治、嘉庆年间屡次颁布的禁令中，满族女子违禁仿效汉族妇女装束的风气之盛，可见一斑。至清后期，亦有汉族女子效仿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遂成为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

    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得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队也改练新军。在中国学生和军人中最先出现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与西式军装、军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日后旗袍演化为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响的改变可说即是由此开端。